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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調解不簡單,人民調解員不一般

2019-09-27   

中國電源產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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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毛澤東同志親自批示并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指示5周年。什么原因使兩位領導人對“楓橋經驗”如此重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扎根基層實踐探索出的“楓橋經驗”,真正實現了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工作體系的日益完善,使得矛盾糾紛化解這個社會治理“老大難”問題,在人民調解組織及人民調解員的創造性調解工作中得到妥善解決。人民調解這朵“東方之花”,在中國這片熱土上越開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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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毛澤東同志親自批示并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指示5周年。什么原因使兩位領導人對“楓橋經驗”如此重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扎根基層實踐探索出的“楓橋經驗”,真正實現了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工作體系的日益完善,使得矛盾糾紛化解這個社會治理“老大難”問題,在人民調解組織及人民調解員的創造性調解工作中得到妥善解決。人民調解這朵“東方之花”,在中國這片熱土上越開越盛。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的《人民調解的“福田模式”研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是深圳市福田區迄今唯一獲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立項的國家級學術成果,對總結和提煉深圳市基層法治建設和社會治理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人民調解的“福田模式”研究》一書分為八章共20余萬字,緊緊抓住中國當前社會基層矛盾化解這一主題,立足大量實地調研、數據分析、案例采集,從人民調解“福田模式”形成發展、改革完善、促動拓展等多個截面,剖析出人民調解“福田模式”的基本做法,特別是對人民調解組織和人民調解員的調解工作定位、工作架構、調解效能等作出了詳細的闡述,準確地勾勒了人民調解“福田模式”的運作程序、管理機制,對人民調解“福田模式”的合理性、普適性進行了精到的詮釋。

可以說,《人民調解的“福田模式”研究》一書的出版,意味著人民調解的“福田模式”承先啟后,在新時代續寫了“楓橋經驗”,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民調解工作進一步探索出可借鑒的發展道路,為人民調解的發展提供更多司法經驗,為人民調解的未來發展、現代轉型提供更多智力支撐和知識啟迪。

立足中國,關注實踐(代序)

——關于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對治國理政方略的頂層設計,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勾勒了戰略路線圖。“四個全面”的提出也啟迪我們:只有立足中國改革開放和法治國家建設的宏偉實踐,具有國際視野,并能夠牢牢抓住社會發展主旋律,尊重學術自由,促進學術進步,學術研究才能夠更好地發揮其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等多重社會功能。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講求絕對真理,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中既具有一些全球普適的原理和價值準則,同時還往往具有濃厚的民族特點、國家特征、地域特色和時代屬性。因此,實現立足本國國情和國際視野相結合、理論闡釋和面向實踐相結合、弘揚主旋律和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相結合,是我們在開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堅持的三項基本準則。具體而言:

第一,中國立場和國際視野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成果豐碩。但另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還存在一些問題,突出表現在,容易套用和重復西方話語、照抄照搬或者不假思索地用西方的理論范式來對照或解釋中國問題,甚至簡單地用在西方社會中成長出來的某種理論來衡量或者批判中國的社會現實。這種不良的現象導致的嚴重后果是,理論研究失去了“中國”的主體地位,喪失了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解釋力、批判力、回應力、引導力,陷入了簡單的概念推演,或者是純粹的“自說自話”。要扭轉這一現狀,理論研究者就必須立足中國實際,關注中國問題,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進步、社會安定、法治建設等中國民眾在改革開放的宏偉實踐中面臨的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等具有中國特色和強烈時代特征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當然,在關注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同時,還必須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關注和思考環境、生態、毒品等全球性問題。從民族國家競爭與發展的全球歷史邏輯中,從不同文明的對話、交鋒與合作中,從不同大國崛起及其沉浮興衰中,從中華文明的歷史輝煌和再度復興中,從國際和國內兩個視野中,思考中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問題,方能夠實現中國問題與全球理論的對話、對接、理解乃至認同。

第二,理論闡釋和面向實踐相結合。學術研究中存在的第二種不良現象是,紙上談兵的多,夸夸其談的多,為理論而理論的多,針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真知灼見少。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少理論研究者沒有真正從現實出發,從生活實際出發,沒有從廣大民眾的現實需求出發,沒有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出發去選擇研究主題,沒有從時代的重大特征和發展趨勢出發進行理論思考和研究。欲改變這一局面,就要求我們廣大理論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必須從實際出發,密切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積極探索和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法治發展規律。理論研究只有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只有服務人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具有真正的價值和生命力。因此,理論研究者必須善于走出“象牙塔”,走向基層、走向民眾、走向生活,從社會現實中尋找問題、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并解決問題,這樣的研究才具有價值,才是符合時代特征和實踐需求的學術研究。在大量實踐調研基礎上開展的實證分析和研究,其結論也才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和持久的學術生命力。

第三,弘揚主旋律和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相結合。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時代脈搏,用堅定的政治立場、先進的哲學社會科學方法,影響社會和民眾,引領發展方向。對我們法學研究者來說,就應當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指引下,通過扎實的研究成果,推進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當然,學術研究者也必須充分意識到,民主和自由的研究氛圍,才能夠為學術研究帶來真正的活力。為此,我們應當認真踐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在學術研究中,繼承和發揚學術民主,尊重不同觀點和學派的充分討論,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做到兼收并蓄、博采眾長,正如司馬遷所言:“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實現學術繁榮。

多年來,西北政法大學秉持立足實踐、關注中國問題的基本學術理念,對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一系列豐富經驗和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給予關注、研究、總結和提煉分析,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汪世榮教授于2008年出版的《楓橋經驗——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即是在這一研究思路指導下取得的成果。而《人民調解的“福田模式”研究》,則是持續關注中國基層法治經驗的又一創新性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積極有效地關照和回應了法治實踐中的有益做法,而且為學術研究探索出了較為成功的一種路徑。2015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鼓勵學術機構與實際部門開展合作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提出要“堅持求真務實,理論聯系實際,強化問題意識”。中央提出的這些指導性意見,更加堅定了我們秉持科學精神、關注和研究中國法治實踐的學術旨趣。為此,西北政法大學將進一步總結經驗,加強貼近中國法治實踐的學術研究,繁榮法學研究,推動學術進步,貢獻應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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